口述法大 勤学重道 修身为民:陈兴波回忆60年代北京政法学院的峥嵘岁月

为迎接建校70周年,学校正在紧锣密鼓地组织校史修订工作。自今年年初,组建学生志愿者团队采访学校老干部和老教授,记录他们讲述的法大建设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刻画法大师生与时代同行、为全面依法治国艰苦奋斗的一幅幅历史画卷。

前不久,在校史馆筹建活动中,法大收到了几本珍贵的书籍,是校友陈兴波先生自1962年入学后珍藏了近六十年的课本。在陈兴波的讲述中,我们与他一同回忆了60年代北京政法学院的峥嵘岁月。

陈兴波,男,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66届校友。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郊区某中学教书8年,当乡镇干部3年。盛年之际,在北京市委政法部、北京市政法委工作10年,后调至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曾为三届市人大代表,两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侨务事务委员会主任。

陈兴波工作中注重学习和理论研究,他的《婚姻家庭财产继承》和《犯罪浅析》在出版社出版;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职责,这样履行》,这本书收集了他关于履行人大代表、常委委员职责的有关情况,对于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颇有参考价值;他的文章曾在北京各大知名日报上发表,特别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的《新宪法为什么规定设立审计机关》,这篇新闻媒体首次发表的关于审计工作的论文引起很大的反响。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他的《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事关四化大局》;北京日报发表了他的《运用刑罚武器,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中国法制报》发表了他的《制定地方性法规应当遵循的原则》。此外,机关内部出版印发了《五年思索》、《人生大彩盘》两书,并在报刊发表多篇关于京剧艺术的文章。

陈兴波于1962年考入北京政法学院,说起当年学校的状况,他至今仍记忆犹新。62年北京政法学院招收了大概三百名学生,开始设置十个班级,后来合并为八个班级,陈兴波也从刚入学时的十班改为八班。当时的北京政法学院只有政法系和政教系,不分专业,政法系里主要是通过高考录取的学生和调干生,政教系里则主要是培养的政治教师。这样的学科设置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中国迫切需要大量新型高级政法人才,需要大力推进新型高等法学教育向体系化和规模化方向发展,北京政法学院便以法学为主要教学和研究的方向。

陈兴波是政法系的学生,他回忆当时政法系的教学主要服务于刑事法律。“这和当时的形势有关。”陈兴波回忆道:“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刑事案件和婚姻案件居多,其他案件少。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外民事纠纷、经济案件就显著增多了;随着民主法治的建设,我们国家的民法、经济法和行政法体系也逐渐发展健全。法学学科的设置与完善,这也是我国法治逐步健全的缩影。”

北京政法学院给陈兴波的第一印象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学校不大,但是设施俱全,整洁温馨。过去学校大门在北面,斜对着现在的首都体育学院(原师范学院的体育系),现在的大门是东门,对面是个土坡和小树林;当时的办公楼叫联合楼,各个综合行政部门都集中在这里;大礼堂会在周末放映电影,学校开会、年级开会也都在礼堂;学校有两个大食堂和一个教职工食堂,高年级学生周末常在大食堂举办舞会。最让陈兴波念念不忘的是学校里的小滇池——小滇池是教学楼后面的一个小小的人工湖,湖中间有土堆出来的小土山,周围甬道环绕,树木繁荫,环境清幽,是同学们最喜欢去的地方,甚至还有同学写了《小滇池畅想曲》来表达对小滇池的喜爱。当时主要实行大课堂教学的方式,前四班、后四班学生分别一起上课,只有外语等部分科目是小班教学,现在法大研究生院的小白楼就是当时的教学楼。

谈及曾经学校的建设布局时,陈兴波详细地为我们描述着他当时的学习环境,说到兴起,还移动桌上的茶杯和书籍模拟起当时学校建筑的方位和布局。

一个学校的氛围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1962年正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全国局势一片向好发展。在思想的指引下,人民群众热情高昂,都相信中国人民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北京政法学院的整体氛围也是激情洋溢,学风高涨。在陈兴波的记忆中,当时学生们都积极争取入党,校园里在倡导学习雷锋,宣传焦裕禄事迹,宣传爱党爱国。

“学校里学习风气很浓,当时的学习偏重马列主义和法学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比较多,业务课的教育相对而言较少。除了正常上课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国内外形势报告会,大家都关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陈兴波笑着说,自己刚入学的时候只是个青年学生,单纯地想着上大学,并没有远大的目标。但经过北京政法学院几年的教育后,逐渐意识到学校培养政法人才的意义和自己肩负的责任,也就慢慢形成了“要为国家政法事业做贡献”的意识。回忆到这里,陈兴波哼起了当时学校的校歌:“有事办政法,无事搞生产,要时刻保卫人民幸福安宁”,满是自豪与喜悦。

陈兴波入学时恰逢北京政法学院建校十周年,他感慨道:“庆祝建校十周年,师生们都特别重视。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大礼堂举行了庆祝大会,规格比较高,雷洁琼先生做主持人。”庆祝大会参与名额有限,一个宿舍只能有一人参加,大家都想去参加,怎么办呢?抓阄决定,陈兴波获得了参加的名额,幸运地在当年亲历了这场庆祝大会。

在陈兴波的大学生涯中,很多位学识渊博、独出手眼的老师给他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陈兴波回忆道,当时一年级的主任是司青峰,党委书记是刘镜西。在陈兴波入学时,司青峰向他们讲道:“你们要知道,在现在的情势下,是八个农民培养一个大学生。”这句话使他深受触动,深刻意识到了“不能辜负劳动人民与国家的培养”,心里要时刻想着人民群众。

当时雷洁琼先生是副教务长,她虚心好学的精神对陈兴波影响很深。陈兴波在上大课时习惯坐在后排,在一门课上多次见到了雷洁琼,后来陈兴波才知道她不是来抽查听课的,而是和学生一起来学习的。回忆到这儿,陈兴波连连感慨:“雷洁琼先生多大的名气,多深的学问呐,还跟着我们学生一起学习,她这虚心好学影响我一辈子!”一位教政治经济学的欧阳老师,讲如何从无数商品中抽象出价值规律,从而摸到资本主义的命脉,在大学一开始就注重培养同学们抽象思维的能力;一位姓程的老师,他说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自己读了70多遍,还在读,每次读都有点体会……陈兴波对这种好学、专业的精神深深感慨,记忆犹新。还有一次,刘镜西院长在小滇池看到很多纸片,他上前捡起后一片一片拼了出来,原来是一篇情书。后来,他就在年级大会上讲爱护环境,讲公德,讲正确的恋爱观……

这些老教授们堪当“法大之大”中所述的大师,他们深刻影响了当时的陈兴波,更是让“凡我在处,便是法大”成为了无数学子们深植于内心的精神力量。

北京政法学院的学习经历培养了陈兴波对于法学问题敏锐的观察力。1982年新宪法修订是一个重大事件,当时陈兴波在北京市政法委工作。宪法草案的通过要征求市委的意见,因此他极为详细地钻研了82宪法(征求意见稿)。他很快发现,1982年宪法草稿与1954年宪法很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增加了关于“审计”这一职能的规定,并增设了审计机关。陈兴波对于这一变化很感兴趣——当时有关审计的资料并不多,但陈兴波四处留心,用尽所有办法详加考察,最终有所收获。人民日报在新宪法通过之前刊登了许多相关文章,陈兴波的论文《新宪法为什么规定设立审计机关》便于1982年6月8日发表在了人民日报上——这是全国第一篇关于审计的文章,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陈兴波总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直保持着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针对经济犯罪、民族地区发展问题、婚姻财产问题等现实争议较大的问题都发表了很多篇文章,细致而深入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意见。陈兴波的工作正如他一直强调的一样:“政法大学培养我们,我们就要利用法律知识服务于人民,发挥自己的作用。”

前些日子,陈兴波将他自1962年入学后,珍藏至今近60年的一些课本捐赠给了法大;还有两本是陈兴波大学时个人购买的课外书:《论社会》和《党史百题解答》,总共12本。他想让后人看看,当时的书籍就是那么简单,那么粗糙,可照样培养出了人才。陈兴波经历过几次大的搬迁,但这十二本书他一直留在身边并经常翻阅。这些书承载着他们那一代学子的青春记忆,也将成为无数法大学子对回望法大历史,领略法大精神的珍贵史料。

陈兴波与中国政法大学最深刻的交集只有他在校读书的那五年,但这五年的学习与生活让陈兴波成为了“一生一世的法大人”。陈兴波在六十周年校庆和前些天举办的校史馆筹备会都曾回到母校探望。“学校变化大啊,”陈兴波笑着说,“办学规模变大了,学科更加丰富了,社会影响力不知大了多少倍。中国的发展,需要咱们法大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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